公元1到5世紀中國文獻中關於羅馬帝國的傳聞 ——以《後漢書·大秦傳》為中心的考察

《古代文明》2009年4期 作者: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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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後漢書》以及關於魏晉南北朝諸史西域傳中多包括大秦傳,這些記載反映了公元1到5世紀中國社會對於羅馬帝國的瞭解和想象。本文以《後漢書·大秦傳》為中心分析這些記載的特點,認為相關信息是經過各種中間渠道傳入中國,並非國人親眼所見。把大秦知識傳入中國的中介主要是安息人、貴霜人和南印度居民。中國人大體上從東漢永元年間(89—105年)主要通過安息人和貴霜人開始瞭解羅馬帝國。2世紀中葉之後,關於羅馬帝國的新消息則是通過南印度和南海路傳入中國的。

  【關 鍵 詞】大秦/《後漢書》/羅馬帝國/印度

  公元432年前後,南朝宋著名文士范曄作《後漢書》,其中的西域傳專列一章,介紹大秦國:

  大秦國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雲海西國。地方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以石為城郭。列置郵亭,皆堊墍之。有松柏諸木百草。人俗力田作,多種樹蠶桑。皆髡頭而衣文繡,乘輜軿白蓋小車,出入擊鼓,建旌旗幡幟。所居城邑,周環百餘里。城中有五宮,相去各十里。宮室皆以水精為柱,食器亦然。其王日游一宮,聽事五日而後遍。常使一人持囊隨王車,人有言事者,即以書投囊中,王至宮發省,理其枉直。各有官曹文書。置三十六將,皆會議國事。其王無有常人,皆簡立賢者。國中災異及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

  土多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珊瑚、虎魄、琉璃、琅玕、朱丹、青碧。刺金縷繡,織成金縷罽、雜色綾。作黃金塗、火浣布。又有細布,或言水羊毛,野蠶繭所作也。合會諸香,煎其汁以為蘇合。凡外國諸珍異皆出焉。以金銀為錢,銀錢十當金錢一。與安息、天竺交市於海中,利有十倍。其人質直,市無二價。谷食常賤,國用富饒。鄰國使到其界首者,乘驛詣王都,至則給以金錢。其王常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以漢繒彩與之交市,故遮閡不得自達。

  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貢,並無珍異,疑傳者過焉。

  或雲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幾於日所入也。《漢書》雲,“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則與今書異矣。前世漢使皆自烏弋以還,莫有至條支者也。又雲“從安息陸道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人庶連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終無盜賊寇警。而道多猛虎、獅子,遮害行旅,不百餘人,賚兵器,輒為所食”。又言“有飛橋數百裡可度海北諸國”。所生奇異玉石諸物,譎怪多不經,故不記雲。①

  所謂大秦即羅馬帝國,但是,范曄對於這個神奇的國度似乎疑慮頗多,他覺得“所生奇異玉石諸物,譎怪多不經,故不記雲”。他的懷疑並非個人偏見,在介紹了大秦國的富饒、公正和寶貨之後,他也說明瞭這些記載的來源,“其所表貢,並無珍異,疑傳者過焉”。顯然,關於大秦的種種知識並非中國人親眼所見,而是傳聞。

  傳聞而非親見,這是《後漢書·大秦傳》信息的基本特徵,也可以說是公元1世紀到5世紀中國史料關於大秦記載的基本特徵。從《後漢書·大秦傳》開始,關於漢晉時期的諸史西域傳中多專列大秦傳或提及大秦,包括《魏略·西戎傳》(約撰於270年前後)、《後漢書·大秦傳》(撰於432—440年間)、《宋書》(約撰於487—488年)。此後,《魏書》(約撰於551年)、《梁書》(約撰於629年)、《晉書》(約撰於645年)中也包含關於大秦的信息。《後漢書·大秦傳》是正史中最早出現的大秦傳,其後《晉書》、《魏書》中的大秦傳都不出其窠臼。② 傳聞意味著其真實性令人懷疑,因此也影響到後人的研究。對於《後漢書·大秦傳》的研究,從19世紀以來就有兩種基本的方向。一種是西方漢學家和中國學者的研究,包括考證大秦的地理位置及相關的古地名,還有大秦記載中的各類物產。③ 另一種是西方羅馬史學者的研究,他們認為希臘拉丁文獻中關於中國的記載模糊稀少,說明羅馬並不瞭解中國。同樣,《後漢書·大秦傳》中所描述的“羅馬帝國”也是面目皆非,和真正的羅馬對不上號。因此,中國史料中對於羅馬的記載是通過許多中間渠道輾轉得來,不足為信。中羅之間直接交往的證據薄弱,研究雙方的關系沒有太大的學術價值。在這兩種不同的研究傾向的影響下,對《後漢書·大秦傳》的學術性研究僅限於漢學研究的範圍,深受西方漢學重視語言學和博物學的學術傳統的影響。另一方面,對西方古典學界來說,討論中國與羅馬的交往只是通俗性歷史讀物中的話題,《後漢書·大秦傳》中的傳聞還沒有被當成“史料”進入學術研究的視野。④

  傳聞的特點就是似是而非,貌合神離。因此,《後漢書·大秦傳》呈現出的羅馬具有非常獨特的面貌,它的內容不僅和希臘拉丁史料不同,而且也很難在中國史料里找到足夠的材料相互參證。這一特點使得學者們研究《後漢書·大秦傳》中的地名和物產時,常常會形成“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局面,誰都拿不出更多有說服力的證據,只能根據自己掌握的知識進行猜測。那麼,我們是不是可以換個角度來討論《後漢書·大秦傳》呢?即便這是不足為信的道聽途說,我們是否可以繼續追問:這些關於羅馬的傳聞究竟是沿著哪些道路,由哪些人傳遞給中國的?今人覺得匪夷所思的東西,古人為什麼會鄭而重之地記載到史書里?古人是怎樣看待這些道聽途說的?

  要想回答這些問題,我們不妨從縱橫兩個方面來考慮。所謂縱,是指從《後漢書·大秦傳》開始,關於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諸史四夷傳中大都包括了大秦傳,從時間上形成了一個序列,通過比較這些形成於不同時代的大秦傳在篇幅和內容上的變化,可以大致勾勒出中國對於大秦的認識在幾個世紀中的演變過程。所謂橫,是指從《後漢書》開始,大秦傳一直都是西域傳中的一章,研究諸史西域傳的內容結構和寫作格式,可以幫助我們瞭解在古人的西域地理知識中,大秦占據了什麼樣的地位?這樣一個遙遠的國度為什麼會被納入西域的地理範疇中?

  下麵就依次討論這些問題。

  一、從諸史西域傳的內容結構看《後漢書·大秦傳》

  正史西域傳的內容結構是由班固開創的。⑤ 班固在《漢書·西域傳》中,首先說明西域的地理範圍、漢朝拓展西域的主要過程,關於通西域的道路,他這樣概括:

  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南道西逾蔥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廷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西逾蔥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⑥

  之後,他從南道距離陽關最近的婼羌開始,然後是鄯善等國,一直到南道的終點烏弋山離,之後轉北而東,開始介紹和南道相聯,在蔥嶺之外的安息、大月氏等國,然後按照從西向東的順序記敘北道諸國,先從蔥嶺以西的康居、奄蔡開始,接著是大宛、莎車、疏勒等國,最後以北道起點車師後國結束。

  在西域諸國中,安息是西域這一地理範圍的西界,也是西漢時期所瞭解的位於最西方的大國,《漢書·西域傳》雲:

  安息國……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大國也。

  自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自相知曉也。

  自烏孫以西至安息,近匈奴。

  在分敘各國時,《漢書·西域傳》也有比較固定的格式,班固在開篇就寫道:自宣、元後,單於稱藩臣,西域服從,其土地山川王侯戶數道里遠近翔實矣。⑦

  由此可見,班固是按照這樣的思路來組織西域傳的:在一國一傳的格式中,首先是王治、然後是和首都長安的距離,戶、口、士兵人數,和漢西域都護治所的距離,再後才是相鄰國家,風土物產,最後是該國同西漢王朝的交往。由此,形成了以長安為中心的同心圓,西域諸國根據距離漢朝首都的遠近,以及是否處於漢朝的政治控制範圍——在班固筆下被分為“至都護治……里”或“不屬都護”兩類——被一一安置在這個同心圓中,從而構成了內臣、外臣、不臣的三層次。⑧

  范曄編撰《後漢書·西域傳》時完全遵循了《漢書·西域化》的體例,以下為西域傳中諸國的排列次序:

  南道諸國

  (鄯善、且末、精絕)拘彌——於闐——西夜——子合——德若(排持,前書為烏弋山離)條支——安息——大秦——大月氏——高附——天竺——東離

  北道諸國

  粟戈——奄蔡——莎車——疏勒——焉耆——蒲類——移支——東且迷——車師

  從這個次序可以看出,大秦取代安息,成為東漢社會所瞭解的最西方國家。“發現”大秦,對於當時的人來說,意味著西方世界的拓展。這一點《後漢書·西域傳》在篇首和結尾部分都著重指出,如開篇寫道:“(和帝永元)六年,班超復擊破焉耆,於是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其條支、安息諸國至於海瀕四萬裡外,皆重譯貢獻。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結尾傳論雲:其後甘英乃抵條支而歷安息,臨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門陽關者四萬餘里,靡不周盡焉”。⑨

  但是,東漢時期所瞭解的大秦是個怎樣的國家呢?如果我們將《後漢書·大秦傳》和同傳中的其他國家做一比較,就可以發現許多差異。如關於大秦的鄰國安息,《後漢書·西域傳》遵照前述班固的模式寫道:

  安息國居和櫝城,去洛陽二萬五千里。北與康居接,南與烏弋山離接。地方數千里,小城數百,戶口勝兵最為殷盛。其東界木鹿城,號為小安息,去洛陽二萬里。章帝章和元年,遣使獻獅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無角……⑩

  在接下來的大秦傳中,我們找不到此國同洛陽或者西域長史的距離,也沒有人口、軍隊數量,周邊鄰國的記載,甚至連首都所在也不清楚,這些都說明大秦國始終不在中國所瞭解的地理範圍之內,關於大秦的記載確實是一些傳聞。這一記載也說明,傳聞在延熹九年(166年)之前就基本形成了,其內容豐富而誇張,所以等到自稱為羅馬貢使的人到達中國後,反而讓滿懷期待的中國人感到失望。

  這些道聽途說中的大秦是一個怎樣的國度呢,我們可以歸納出3個基本的特徵:

  1、多寶之國

  大秦是以多寶聞名的,《後漢書·安息傳》以從安息西界到大秦的路線結束: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多海西珍奇異物焉。可見關於大秦的第一句介紹就是多寶,這一特徵在《後漢書·大秦傳》中被進一步強調。大秦傳在介紹大秦物產時,首先就指出“土多金銀奇寶”,在敘述了各種物產後,又以“凡外國諸珍異皆出焉”作為總結。這說明我們在研究大秦時不能忽視種類繁多的大秦珍異,這些物產在有關大秦的傳聞中占據了很重要的地位。

  2、理想化

  傳聞之中還有不少關於大秦風土民俗的描述。其中一類是失真的,如“多種樹蠶桑”。更多的是理想化的,如說大秦人體貌“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大秦“其人質直,市無二價”;大秦人的慷慨則表現在“鄰國使到其界首者,乘驛詣王都,至則給以金錢”。如果我們把這些描述放到兩漢對西域文化的整體印象中來觀察,就更能發現其中的理想化色彩。

  《史記·大宛列傳》對西域文化有一個大致的概括,其內容如下:“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須髯,善市賈,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11)

  這一概括在班固的《漢書·西域傳》中再次出現,說明中國社會對於西域文化的這些印象一直延續下來。西域人的深目多須從漢文化的審美觀來看,並非值得傾慕的體貌。東漢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中這樣描述殿中浮雕上的胡人形象:“胡人遙集於上楹,儼雅跽而相對。仡欺以雕,顤顟而睽睢,狀若悲愁於危處,憯嚬蹙而含悴。”(12)

  又如東漢繁欽《三胡賦》中寫到:“莎車之胡,黃目深睛,員耳狹頤。康居之胡,焦頭折頁,高輔陷無,眼無黑眸,頰無餘肉。罽賓之胡,面象炙蝟,頂如持囊,隅目赤眥,洞頞仰鼻。”(13)

  相比之下,大秦人“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沒有西域人因深目高鼻形成的憂鬱憔悴之相。大秦人慷慨正直的性格和西域人善於經商,喜歡計較金錢的民俗也恰成對照。這一特點後來又得到進一步的闡揚,約作於東晉至梁的道教文獻《太清金液神丹經》中,描寫商人向大秦王請求海西奇珍,大秦王答曰:

  我國固貴尚道德而慢賤此物,重仁義而惡貪賊,愛貞賢而棄淫泆,尊神仙以求靈和,敬清虛以保四氣,眄此輩物斑駁玄黃,如飛鴻之視蟲螮。子後復以此貨來往者,將竟吾淳國傷民耳目。姦爭生於其治,風流由此而弊,當勑關吏不令子得進也。言為心盟,戒之。(14)

  在這段後世文獻中,我們更可以看出,東漢時期所瞭解的大秦具有理想化的色彩,因此以後才能演化成為道德完美的烏托邦。

  3、神異化

  《後漢書·大秦傳》雲:“或雲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幾於日所入也。”

  大秦的神異之處在於它的特殊位置,按照當時的地理觀念,大秦是現實世界的西極,從大秦繼續西進,就進入神仙世界。文中所謂的弱水、流沙正是隔絕現實世界與神仙世界的地理屏障。如楊雄《甘泉賦》雲,“梁弱水之濎濙兮,躡不周之逶蛇。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卻虙妃。”(15) 所謂日入之處,張華《博物志》卷一云:“西方少陰,日月所入,其土窈冥,其人深目、高鼻、多毛。”(16) 日入之處即是現實世界的邊緣,明人仿東漢筆法而作《天祿閣外史》雲:

  曰:然則天地果有涯乎?曰:日月之出入者,其涯也。日月之外,則吾不知焉。曰:日月附之於天乎?曰:天,外也。日月,內也。內則以日月為涯,故釐度不易而四時……是以日月之外,聖人不能範圍之而作歷,日月之內,聖人不能損益之而成歲。(17)

  很可能因為大秦接鄰仙界,所以大秦的物產也沾染了不少仙風,即范曄所謂“詭怪多不經者”。下麵僅舉琉璃為例,略作說明。琉璃是大秦國的特產,是指羅馬帝國的玻璃製品。(18)《後漢書·大秦傳》雲,宮室皆以水精為柱,食器亦然。又雲其土出產琉璃。三國時萬震的《南州異物志》中提到,“大秦國,以琉璃為牆則其事也。”(19) 東漢社會還不瞭解羅馬玻璃的工藝,反映在文獻中,就是時常數名並舉,如稱之為琉璃、玻瓈、頗黎,還會將玻璃混淆為天然礦物,因此文中的“水精”也是指玻璃。值得註意的是,到了兩晉南朝時期的道教文獻中,這種大秦特產常被描述為仙界的建築材料,約作於南朝時期的《海內十洲記》雲:“方丈洲在東海中心,西南東北岸正等,方丈方面各五千里。上專是群龍所聚,有金玉琉璃之宮,三天司命所治之處。”(20) 又如《漢武洞冥記》卷二雲:“元鼎元年,(武帝)起招仙閣於甘泉宮西。編翠羽麟毫為簾,青琉璃為扇,懸黎火齊為床,其上懸浮金輕玉之磬。”(21)

  大秦琉璃的轉化從一個側面說明大秦和想象中仙界的密切聯系,因此,研究《後漢書·大秦傳》時,其中的神異特徵很值得註意。



二、安息道、疏勒道和天竺道——大秦傳聞進入中國的渠道

  《後漢書·大秦傳》中的大秦既然具有上述特徵,我們接下來不禁要問,這些傳聞有可能是從哪些中間渠道進入中國的呢?進一步研究《後漢書·大秦傳》和諸史中的其他大秦傳,可以大體歸納出3條渠道:安息道、疏勒道和天竺道。

  安息道是最早出現在文獻中的通大秦渠道,安息和羅馬或者說東地中海世界的聯系可謂源遠流長,《史記·大宛列傳》雲:“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黎軒善眩人獻於漢”。(22) 此處的黎軒善眩人很有可能是來自當時塞琉西王朝統治下的地區。《史記·大宛列傳》雲:“條支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暑濕。耕田,田稻。有大鳥,卵如甕。人眾甚多,往往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以為外國。國善眩。安息長老傳聞條支西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23)

  由此我們可以發現安息的貢物大鳥卵和眩人其實都來自東地中海地區,有關這一地區的傳聞也是來自安息長老的。

  永元九年(97年),班超遣甘英出使大秦,甘英出行的具體路線雖然有待詳考,但是可以發現他啟程赴大秦的最後一站是安息西界:

  和帝永元九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渡,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渡,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賚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24)

  這條安息通大秦道,《後漢書·安息傳》也清楚地記載下來:“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裡至阿蠻國。從阿蠻西行三千六百裡至斯賓國。從斯賓南行度河,又西南至於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

  不過,由於安息和羅馬的長期敵對,這一條安息通大秦道很可能沒有將大秦的確切情況傳達到中國,反而使得傳聞中的大秦更加虛無縹緲,難以到達。如前引安息西界船人的話,《後漢書·大秦傳》中的記載也提供了證據:“其王常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以漢繒綵與之交市,故遮閡不得自達。”

  通大秦的第二條道路可以歸納為疏勒道。疏勒與大秦的聯系見於《魏略·西戎傳》:“陽嘉三年時,疏勒王臣槃獻海西青石、金帶各一”。(25) 關於疏勒王臣槃的記載見《後漢書·疏勒傳》:

  安帝元初中,疏勒王安國以舅臣槃有罪,徙於月氏,月氏王親愛之。後安國死,無子,母持國政,與國人共立臣槃同產弟子遺腹為疏勒王。臣槃聞之,請月氏王曰:安國無子,種人微弱,若立母氏,吾乃遺腹叔父也,我當為王。月氏乃遣兵送還疏勒。國人素敬愛臣槃,又畏憚月氏,即共奪遺腹印綬,迎臣槃立為王……

  順帝永建二年,臣槃遣使奉獻,帝拜臣槃為漢大都尉,兄子臣勳為守國司馬。五年,臣槃遣侍子與大宛、莎車使俱詣闕貢獻。陽嘉二年,臣槃復獻獅子、封牛。(26)

  由上述記載我們發現,臣槃與大月氏有著不同尋常的聯系,他歸國稱王全靠大月氏的幫助。關於大月氏,《後漢書·大月氏傳》雲:

  初,月氏為匈奴所滅,遂遷於大夏,分其國為休密、雙靡、貴霜、肹頓、都密,凡五部翎侯。後百餘歲,貴霜翎侯丘就卻攻滅四翎侯,自立為王,國號貴霜。侵安息,取高附地。又滅濮達,罽賓,悉有其國。丘就卻年八十餘死,子閻膏珍代為王。復滅天竺,置將一人監領之。月氏自此之後,最為富盛,諸國稱之皆曰貴霜王。漢本其故號,言大月氏。(27)

  顯然,疏勒道的背後是大月氏,即貴霜帝國。雖然希臘羅馬史料中並沒有明確提到貴霜帝國與羅馬帝國的聯系,但是貝格拉姆出土的大量東地中海地區的物品證明羅馬商品已經被貴霜人接受和欣賞。(28) 因此,臣槃貢獻的海西青石、金帶也就是經由貴霜帝國到達西域的羅馬商品。

  通大秦的第三條道路是天竺道。關於天竺道,《後漢書·大秦傳》中提供了瞭如下線索:與安息、天竺交市於海中,利有十倍。《後漢書·大秦傳》則給予了更加明確的記載:

  天竺國一名身毒,在月氏之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而卑濕暑熱。其國臨大水。乘象而戰。其人弱於月氏,修浮屠道,不殺伐,遂以為俗。從月氏、高附國以西,南至西海,東至磐起國,皆身毒之地。身毒有別城數百,城置長。別國數十,國置王。雖各小異,而俱以身毒為名,其時皆屬月氏。月氏殺其王而置將,令統其人。土出象、犀、瑇瑁、金、銀、銅、鐵、鉛、錫,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細布、好毾、諸香、石蜜、胡椒、薑、黑鹽。(29)

  早在托勒密王朝時期(前323年—前30年),埃及就從印度進口戰象和黃金,不過,當時的貿易由王室控制,普通商人無法參與。公元前30年屋大維(奧古斯都)占領了埃及,公元前25年他又派遣遠徵軍徵服了南阿拉伯地區,說明羅馬帝國非常重視從埃及經紅海、阿拉伯半島南部、波斯灣到印度西北海岸的海路貿易。(30) 公元1世紀初羅馬商人發現了季風,從此開闢了從亞丁灣直航印度西南海岸的航線,羅馬與印度之間的貿易在公元1到2世紀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約寫作於公元1世紀上半期的《紅海周航記》就記載了發現季風給羅馬商人們帶來的新機會:

  整個沿海岸的航線已經說明瞭,從Kanê到Eudaimn Arabia,人們以前一直乘坐小船航行,順著海灣里的海流航行。船長Hippalos通過確定貿易港的位置和海洋的形勢,第一個發現了在大洋上的航線。在這個地方,我們叫做朔風(etesian)的風按季節從海洋的方向吹過來,因此,在印度洋形成了西南風,不過風的名字取自第一個發現了這條橫越海洋的航線的人。因為發現了季風,到了現在,一些人直接從Kanê出發,一些人從香料角出發(Promontory of Spice),那些從Limyrikê出發的船隻可以在三個月的時間里利用季風航行,也就是大部分的路程。(31)

  羅馬與印度貿易的繁榮使得印度成為羅馬商品向東方傳播的重要中轉站,加上安息帝國在陸路上的阻隔,印度在海路上的地位更加凸顯出來。我們從《後漢書》的記載中可以發現大秦人直接來到中國都是經由這條天竺道。《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中提到:“永寧元年,撣國王雍由調復遣使者詣闋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撣國西南通大秦。”(32)

  撣國即今緬甸東北,所謂“撣國西南通大秦”就是通過永昌郡、經伊洛瓦底江、孟加拉灣進入印度,由此獲得羅馬商品。(33)

  此外,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貢獻也和天竺道有關。日南郡是交州七郡之一,今越南北部。《後漢書·天竺傳》雲:“和帝時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叛,乃絕。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

  這一記載說明天竺以前是從西域即陸路朝貢的。到了延熹年間(159—167年),開始從海路經日南來到中國,幾乎與此同時,羅馬使者也沿著同一線路出現在中國,而且貢物為象牙、犀角、碡瑁,正是天竺的物產,不能不令我們聯想到這批羅馬使者和印度的密切關系。



 三、大秦傳聞在1到5世紀的演變

  如果我們比較《後漢書·大秦傳》和其他諸史大秦傳的內容,就會發現從公元1到5世紀,有關大秦的傳聞在不斷演變,形成了一個時間上的序列,猶如考古學研究中的同類型器物一樣,既保持著總體的一致,又在不同的時間段里呈現出差異。在這個時間序列里,東漢和帝永元年間(89—105年)是一個重要的起點。

  《後漢書》關於大秦的記載中,第一個擁有明確時間標記的事件是安息傳中甘英出使大秦,發生於和帝永元九年(97年)。張衡在《東京賦》寫道:“北焱丁零,南諧越裳,西包大秦,東過樂浪,重舌之人九譯,咸稽首而來王。”(34)《後漢書·張衡傳》雲:“永元中……時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兩京賦,因以諷諫。精思傅會,十年乃成。”(35) 漢樂府詩《羽林郎》雲:“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長裾連理帶,廣袖合歡襦,頭上藍田玉,耳後大秦珠。”(36) 朱乾《樂府正義》雲:“後漢和帝永元元年以竇憲為大將軍,竇氏兄弟驕縱,而執金吾景尤甚。如客緹綺,強奪財貨,篡取人妻,掠婦女,商賈閉塞,如避寇讐。此詩疑為竇景所作,托往事以諷今日也。”(37) 如果我們接受朱乾的推論,以上的線索至少可以說明到了永元年間,中國的知識階層已經對於大秦的地理位置及物產有所瞭解。

  永元年間之後到延熹九年(166)大秦王安敦的使節來到中國,關於大秦的傳聞迅速增加,可以說是漢晉時期對大秦瞭解最多的一個時段,這些傳聞集中保存在魚豢的《魏略·西戎傳》中。《史通·正史篇》中提道:“魏時京兆魚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38) 又《題目篇》中說:“魚豢、姚察著魏、梁二史,巨細畢載,蕪累甚多,而榜之以略,考名貴實,奚其爽歟?”。(39) 說明《魏略》作於3世紀末,特點是巨細畢載,內容豐富。公元5世紀初范曄作《後漢書》,裴松之註《三國志》,《魏略·西戎傳》保存在裴註中,說明范曄寫西域傳時也參考了《魏略·西戎傳》。比較這兩種大秦傳,可以發現《魏略·大秦傳》比《後漢書·大秦傳》的內容豐富得多。換句話說,范曄刪節了《魏略·大秦傳》的內,容,形成了自己的文本。被省略的內容涉及了通大秦路線,大秦物產,大秦屬國。范曄對這些記載的評論是“詭怪多不經”,說明5世紀時人們已經無法相信和理解二、三百年前的相關傳聞。另一方面,《後漢書·大秦傳》也保存了一些不見於《魏略·大秦傳》的記載,特別是延熹九年大秦王遣使朝貢一事,說明《魏略·大秦傳》所記載的內容很可能完成於延熹九年之前。

  延熹九年之後,關於大秦的新記載幾乎都來自南海道,和天竺有關。三國時期,吳國遣朱應、康泰出使扶南,作《外國傳》,提到“外國稱天下有三眾,中國為人眾,月氏為馬眾,大秦為寶眾”。(40) 這是中國文獻中最早出現的關於四天子說的記載,其中獨缺天竺為象眾一說,暗示著此處的外國即天竺,四天子說很可能是來自印度的傳說。(41) 三國至西晉時期大秦使者曾3次來到中國,都是經由南海道。(42) 反映到正史的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出關於大秦的傳聞在資料的編排上也出現了變化。如《晉書》《魏書》中的大秦傳完全沿襲《後漢書·大秦傳》,相反,《梁書·中天竺國傳》中出現了關於大秦的新消息:

  中天竺國……其西與大秦、安息交市海中,多大秦珍物……蘇合是合諸香汁煎之,非自然一物也。又雲大秦人採蘇合,先榨其汁以為香膏,乃賣其滓與諸國賈人,是以展轉來達中國,不大香也……漢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來獻,漢世唯一通焉。其國人行賈,往往至扶南、日南、交址,其南徼諸國人少有到大秦者。孫權黃武五年,有大秦賈人字秦論來到交址,交址太守吳邈送詣權,權問方土謠俗,論俱以事對。(43)

  值得註意的是,這些新記載是夾雜在中天竺傳中,而中天竺傳被放在南海諸國傳中,沒有像《後漢書》、《晉書》那樣把大秦編排在西域傳中,進一步說明東漢之後,關於大秦的傳聞主要經由印度和東南亞地區進入中國。因此,大秦傳聞在公元1到5世紀的演化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1.89到105年,這一時期的主要事件是甘英出使(97年),中國社會開始接觸到關於大秦的傳聞,認識到在安息、條支之西還有大國名大秦。但是,甘英被安息船人有意帶到條支,瞭解到由條支渡波斯灣可至大秦,這是從安息出發到達大秦的最艱難道路。

  2.105到166年間,關於大秦的傳聞迅速增多,瞭解到經安息到安條克,渡地中海到大秦,是更便捷的陸路,傳聞中尤其突出了大秦的各種物產。

  3.166年到5世紀,瞭解到通過東南亞、印度可以到大秦,一些羅馬商人可能利用這一道路來到中國。



註釋:
  ① 范曄:《後漢書》卷88,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第2919頁。

  ② 自18世紀就有西方學者開始留意關於大秦的史料。參見裕爾註,考迪埃修訂,張緒山譯:《東域紀程錄叢》,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夏德著,朱傑勤譯:《大秦國全錄》,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年;D. D. Leslie and K. H. J. Gardiner, The Roman Empire in Chinese Sources, Roma: Bardi Editore, 1996;餘太山:《漢文史籍有關羅馬帝國的記載》,《文史》,2005年第2輯。

  ③ 相關研究成果參見兩篇綜述性文章,龔纓晏:《20世紀黎軒、條支和大秦研究述評》,《中國史研究動態》,2002年第8期。張緒山:《近百餘年來黎軒、大秦問題研究綜述》,《中國史研究動態》,2005年第3期。

  ④ 這方面的代表作如M. G. Raschke,“New Studies in Roman Commerce with the East”, in Hildegard Temporini and Wolfgang Hasse eds, Aufsteig und Niedergan der romischen Welt,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76, pp. 604-1378。中文書評參見邢義田:《漢代中國與羅馬關系再省察——拉西克著〈羅馬東方貿易新探〉讀記》,《漢學研究》,第3卷第1期(1985年);《漢代中國與羅馬帝國關系的再檢討》,《漢學研究》,第15捲第1期(1997年);相關介紹可參見李長林、杜平:《我國台灣學者邢義田先生對古代羅馬史的研究》,《古代文明》第2捲第2期(2008年)。

  ⑤ 近年來關於正史西域傳的研究參見餘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要註》,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⑥ 班固:《漢書》卷96,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3872頁。

  ⑦ 班固:《漢書》捲96,第3874頁。

  ⑧ 參見邢義田:《天下一家——傳統中國天下觀的形成》,《秦漢史論稿》,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7年,第3頁。

  ⑨ 范曄:《後漢書》捲88,第2910,2931頁。

  ⑩ 范曄:《後漢書》捲88,第2918頁。

  (11) 司馬遷:《史記》捲123,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174頁。

  (12) 嚴可均輯校:《全後漢文》,捲58,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第790頁。又參見伏俊璉:《漢魏六朝的詼諧詠物俗賦》,《西北師大學報》,2003年第5期。鄭岩:《漢代藝術中的胡人圖像》,《藝術史研究》,第1輯,中山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33—150頁。

  (13) 嚴可均輯校:《全後漢文》,捲93,第977頁。

  (14) 《正統道藏》第31冊,上海:上海書店,1994年,第25050頁。關於文中對大秦的記載,參見Henri Maspero, “Un Texte Taoiste Sur L' Orient Roman”, in Melanges Posthumes Sur Les Religions et L' Histoire de la Chine, vol. III, Paris: Civilisations du Sud, S. A. E. P., 1950, pp. 93-108;饒宗頤:《〈太清金液神丹經〉(捲下)與南海地理》,《選堂集林·史林》,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510—572頁。丁宏武:《葛洪扶南之行補證》,《宗教學研究》,2005年第4期。

  (15) 班固:《漢書》捲87,第3531頁。

  (16) 王根林等點校:《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88頁。

  (17) 黃憲:《天祿閣外史》,捲2《天文》,《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2828冊,第35頁。

  (18) 關於中國出土的羅馬玻璃製品,參見安家瑤:《中國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學報》,1984年第4期。關於在紅海地區、波斯灣、南印度考古發現的羅馬玻璃,參見E. Marianne Stern, “Early Roman Glass from the Persian Gulf”, in Journal of Roman Archaeology, 13(2000), pp. 693-697。

  (19) 劉緯毅:《漢唐方誌集佚》,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第50頁。

  (20) 王根林等點校:《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第69頁。

  (21) 王根林等點校:《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第127頁。

  (22) 司馬遷:《史記》捲123,第3162頁。

  (23) 司馬遷:《史記》捲123,第3163頁。關於條支的考證,見餘太山:《漢文史籍有關羅馬帝國的記載》,《文史》,2005年第2輯,第32頁,註8。

  (24) 范曄:《後漢書》捲88,第2918頁。

  (25) 陳壽著,裴松之註:《三國志》捲30,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861頁。

  (26) 范曄:《後漢書》捲88,第2927頁。又見捲6,《帝紀第六》。

  (27) 范曄:《後漢書》捲88,第2921頁。

  (28) 關於貴霜帝國與羅馬帝國的聯系,參見哈爾馬塔主編,徐文堪,芮傳明譯:《中亞文明史》第二捲,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3年,第197頁,281頁。

  (29) 范曄:《後漢書》捲88,第2921頁。

  (30) 赫德遜著,王遵重等譯:《歐洲與中國》,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46—47頁。Lionel Casson, The Periplus Maris Erythraei: Text with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12-13.

  (31) The Periplus Maris Erythraei 57,據Lionel Casson英譯本轉譯。

  (32) 范曄:《後漢書》捲86,第2851頁。

  (33) 陳炎:《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270頁。

  (34) 嚴可均輯校:《全後漢文》,捲58,第767頁。

  (35) 范曄:《後漢書》捲59,第1897頁。

  (36) 郭茂倩:《樂府詩集》捲63,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909頁。

  (37) 轉引自張清鐘:《兩漢樂府詩之研究》,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第56頁。陳直:《漢詩作品之斷代》,《文史考古論叢》,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7頁。

  (38) 劉知幾著,浦起龍釋:《史通通釋》捲1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75頁。

  (39) 劉知幾著,浦起龍釋:《史通通釋》捲12,第97頁。

  (40) 這段殘文保留在《史記·大宛列傳》索隱引中,見《史記》,第3160頁。

  (41) 伯希和:《四天子說》,載馮承鈞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第1捲第3編,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年,第96—97頁。

  (42) 三次來使的時間是吳黃武五年(226年),西晉太康二年(281年)和太康五年(284年)。見餘太山:《漢文史籍有關羅馬帝國的記載》,《文史》2005年第2輯。

  (43) 姚思廉:《梁書》捲54,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798頁。



マルクス・アウレリウス・アントニヌス
 ▲ローマ皇帝マルクス・アウレリウス・アントニヌス
 安敦あんと「ん」だからアントニ「ヌ」スと記憶すれば良いかな。

未閲:
丁宏武:《葛洪扶南之行補證》,《宗教學研究》,2005年第4期。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ZJYJ200504025.htm
標題にびっくり。明日讀まう。
http://www.ngcm.cn/articleview/2014-10-21/article_view_25954.htm
「葛洪的扶南之行。据道教典籍《道藏•太清金液神丹经》(以下简称《神丹经》记葛洪语云:“余少欲学道,志游遐外。昔以少暇,因南行,初谓交岭而已,有缘之便,遂到扶南。”扶南国是曾经存在于古代中南半岛上的一个古老王国,其辖境大致相当于现今柬埔寨全境及老挝南部、越南南部和泰国东南部一带,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古代史籍《神丹经》上的东南亚国家。《神丹经》分上中下三卷,分别题为张道陵、阴长生、抱朴子撰述。其下卷详细记载了东南亚当时二十余国的方位、特产及风土人情,是一部我国较早出现的记载外国地理的书籍,比唐代高僧唐玄奘《大唐西域记》早出三百多年。但此事《抱朴子》、《晋书》皆无记载。故上世纪法国学者马国乐在其《选堂集林》中曾怀疑《神丹论》下卷可能是“后世伪托之作”。为此,现代葛洪研究专家丁宏武在其《葛洪论稿》一著中列专节作《扶南之行补证》一文,他经过多方考证并得出最终结论:“总之,《神丹经》下卷关于葛洪扶南之行的记载是绝对可信的,其具体时间应在晋光熙元年(306)至晋永嘉四年(310)之间。”由此我们把葛洪列入中国古代旅行家、地理学家,也不算是过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