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实录校勘记凡例

  一、今校明实录及编制实录校勘记,盖以竟李晋华王崇武二先生未竟之业。旧校系据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本之晒蓝本为底本,今编制校勘记,亦据此本为底本。凡校签所载别本与底本异同,其可以补正底本者,均予录记。惟其中底本笔划微误,如己亥误为已亥,甲戌误为甲戍,毋作母之类,读者自能改正,录之不胜其繁,仍多从省略。底本所载别体俗字,如商作□,命作人□丙,冀作□□异之类,此皆宋元以来俗字,可参看本所出版刘复先生所编宋元以来俗字谱。旧校于此,间或改正。今以其无关大体,且录不胜录,仍多从省略。
  一、所据校勘各本,仅少数畸零残卷,钞写精工,无一错字。其他各本皆讹脱甚多。其属文理不通,讹误显然者,苟一一录记,则校勘记将不胜其繁。为免繁冗,均从省略。至其错简,则以校时颇费力,故仍注明。如为旧校所省略,则不复增补。
  一、抱经楼本实录及天一阁本世宗实录,以经传钞影印,其脱漏至十字以上者,仍注明。其为旧校所省略者,不复增补。
  一、各本文义两通,人名官名有异,未能遽定其是非者,谨录记以供参考。他本讹误,经查书始知者,仍斟酌录存。
  一、晒蓝本讹字,旧校间径行改易,而省略原粘校签。盖其时拟排印实录正文,不欲校语冗杂,故有此举。今系影印红格本实录,据晒蓝本编制校勘记,自须注明原字。凡晒蓝本原字,改后犹依稀可识者,校勘记书:“旧校改某字作某”;如原字不可复识,则书:“旧校改□作某”,均不复查注据何本改。校勘记此类校语,于印行前,当取红格本微卷或其放大照片,一一比对,并注明所改原字,以免有误。
  一、晒蓝本前后错乱处,旧校或据他本校正,剪贴缀合。编制校勘记时,尚未得见红格本微卷,无从知其原貌,亦无法注明此处行页。今为阅读方便计,凡底本剪贴缀合处,此卷实录即据剪贴缀合本钞录影印。至各本异同,仍斟酌录入校勘记。
  一、晒蓝本有缺卷缺页。旧校于缺页则据别本钞补;缺卷则据别本晒补,或仿红格本行款,据别本钞后晒补。今影印红格本实录,于旧校整卷钞补者,或据钞补本影印,或取所据原本影印。其钞补缺页,则照相影印,或另纸钞录影印。均印入实录正文内。校勘记则仅注明钞补影补所据,并录别本异文。
  一、红格本中缝无书名卷数及每卷页数。今作校勘记,于晒蓝本上添注每卷页数。红格本印行时亦将添注。红格本系北平图书馆藏,故校记中称之为馆本。馆本每页二十四行,校记所云前几,指前半页第几行,后几指后半页第几行。
  一、校签所载各本异文,编制实录校勘记时,均甄别去取,审定其正误。以晒蓝本只此一部,不能分类剪贴,又未作人名索引,致考订未能精详,阅者谅之。
  一、太祖实录卷一至三十六校签,王氏崇武曾考订整理。今于此三十六卷内,彰健如有所见,则书彰健按以资识别。卷三十七以下,王氏如有所见,则注明王氏崇武曰,示不掠美。
  一、凡校语云:“某本甲作乙,下同。”此下同,盖谓下亦作乙。然亦仅限于实录此节或此卷,不指实录他卷。
  一、凡校某朝实录,所据各本存缺藏印题识,均于各朝实录校勘记引据各本目录中详予开列,并附书影,其校者姓氏,亦附载焉。
  一、凡例所载,作各朝实录校勘记时,或斟酌情形,变通改订。其变通之故,亦附见于该朝实录校勘记引据各本目录。校印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红格本明实录序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红格本晒蓝之明实录,开始于抗战前,中经战乱停顿,迁南港后始再继续,到现在总算校完,开始影印红格本实录及排印校勘记了。
  这一工作费了许多人的心血,因此在序文中,我不能不将这一工作的经过及其意义,作一简单的叙述。
  史语所校勘明实录,与整理内阁大库旧藏明清档案有关。在民国十九年,史语所整理内阁大库档案,发现其中有明内阁进呈熹宗实录散页。熹宗实录今存红格本缺十三卷,既发现这些散页,所长傅孟真先生就想从散页中找寻缺卷,并改正红格本的脱漏及误字。内阁大库所藏明清档案系原始资料,可纠正官书的讳饰,使人对明清史有一新的了解;而实录系根据档册修成,明代档册多已散佚,则明实录也可说是原始资料。历代修正史,多取材于实录,明实录是纪录明代朝章国政最重要的典籍,因此傅先生就决定,一方面整理内阁大库档案,编印明清史料,同时又筹划校勘明实录了。
  熹宗实录散叶计千余叶,其装裱工作至民国二十一年一月始完竣。
  在民国二十年的下半年,傅先生向国立北平图书馆洽借所藏明实录红格钞本予以晒蓝。红格本虽残缺,仍有二万几千叶,计费时年余始晒毕。
  在民国二十二年六月,承兵工署以广方言馆旧藏明实录钞本赠予本所。广本明实录仅阙熹宗一朝。在那个时候,政府机构所藏的明实录像这样大部头的即少见。
  民国二十二年七月,助理员李晋华先生到职,从事校勘明实录。李君于卒业国立中山大学历史系后,即入燕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著有明代敕撰书考及明史纂修考二书,由燕京大学出版。李先生专攻明史,系傅先生的高第弟子。
  明十三朝实录计三千零四十五卷,正文约二万八千余页,一千六百余万字,决非一个人所能校完,因此在二十三年七月,又增聘工作人员,请那廉君邓诗熙潘悫三先生任初校,由李晋华先生任覆校,并兼总其成。李君三助手,其中邓君二十五年离职,潘先生后来调往本所第三组,以那廉君先生从事校勘工作时间最长。
  由晒蓝本现存校签看来,在李君主持下,其时校勘计划系以晒蓝本为校勘底本,与广本对校;遇广本或晒蓝本有缺卷缺页,即以他本校勘。如太祖实录,晒蓝本缺卷十四至二十四,此十一卷即据广本钞配,而以北平图书馆藏礼王府本校勘;宣宗实录晒蓝本缺卷一至十二,此十二卷即以广本配补,而以北京大学藏本校勘;英宗实录广本缺景泰元年正月至五月计六卷,此六卷即以北京大学本校勘;世宗实录广本嘉靖三十七年正月至十二月各卷,审其纸墨行款系钞配,而钞配者以嘉靖朝他年事写于嘉靖三十七年各月下,冒充配全,而此十余卷北平图书馆本亦系据北京大学本钞配,故校签即注明北平图书馆本此处系据北大本钞补,以表示无本可校;神宗实录广本缺万历四年至八年及十四年至十七年各卷,晒蓝本万历四年这一册卷首即注明此册据北大本校;北大本缺神宗实录卷六十一,故此处即注明北大本阙此月;卷六十二有校签云:“诗题以下至月底,北大本缺”。
  由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看来,北京大学所藏明实录钞本并不止这几卷。检视晒蓝本所黏校签,凡广本晒蓝本俱全处,未见提到北大本及礼王府本。当时为甚么不将北大本及礼王府本全部校勘一过?我想其理由应该如下:
  礼王府本明太祖实录,李晋华于所著明代敕撰书考中,已指责其钞写潦草,讹脱太多。最近我得见此本微卷,发现此本是一删节本,讹字错简,的确不少。
  北京大学本,由校签所载看来,也不是很好的钞本。北平图书馆红格本明仁宗实录系民国十九年北平图书馆据北大本钞配,而这一仁宗实录即不见佳。北大本明太祖实录,由北京大学善本书目看来,也似乎是一删节本。
  礼王府本及北京大学本皆系畸零残本,远不如晒蓝本及广本之完善。为了供给学人一个较完善的本子,自然应优先以广本与晒蓝本对勘,遇二本有缺卷缺页,然后以他本补配校勘。
  在民国二十二年春,史语所由北平迁至上海,二十三年又由上海迁到南京。李晋华先生及其助手为了校勘明实录,仍留居北平。他们在北方校勘明实录,利用北方所藏的本子仍未能将晒蓝本的缺页配全。其时又曾驰书武汉大学,洽借所藏本。武汉大学藏有穆宗实录残本,并非晒蓝本及广本所缺,既已借到,不能久假不还,所以这一个本子是校勘了的。
  其时所中藏有内阁大库旧藏朱丝阑精钞本成祖实录二卷。这一个本子非常好,是由李光涛先生读,李晋华先生校的。
  在北方既无法将晒蓝本缺页配全,于是就想到往南浔刘承干嘉业堂,洽借所藏明实录,就晒蓝本广本残缺部份,补钞补校。李先生给院方的工作报告,认为明实录校勘工作这样就大功完成。在那个时候,他似乎还没打算借嘉业堂本从头到尾校勘一过。
  既打算借南浔刘氏嘉业堂藏本,于是在二十五年秋他们就奉命南迁了。在二十五年冬十一月,李晋华那廉君二先生访书于南浔刘氏嘉业堂,就所中所阙部份借钞借校。晒蓝本缺页,据广本北大本补配的,至此更续有补配,而那些缺卷据广本配补而以北大本礼王府本校勘的,至此也均据嘉业堂所藏抱经楼本校勘一过。宪宗实录广本缺卷一至十二;世宗实录广本及北大本缺卷一至九;武宗实录卷一五四至一六二,晒蓝本缺,据广本配补,至此亦均据抱本补校一过。神宗实录广本缺卷,并据抱本传钞。神宗实录这几卷,我发现系据传钞本校,因此这几卷现在又据抱经楼原本校勘一过。
  嘉业堂所藏熹宗实录,其实是熹宗七年都察院实录。谢国桢晚明史籍考说,嘉业堂藏有熹宗实录,这因为他没有看见原书。这一书及嘉业堂所藏崇祯实录,均史语所所无,遂亦传钞一部,另外还钞了不少的书。
  李那二先生假馆于南浔刘氏,补钞补校,最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对明世宗实录的校勘。明世宗实录广本与晒蓝本的出入最大,常整段的多出,有时同记一桩事,而造语遣辞也不同。他们利用嘉业堂所藏天一阁本及抱本,就这些出入最大处,讐校一过。密行细字,据广本阁本所补,有些地方多达几千字。审其字体,均系李那二先生笔迹。其中出入既那么大,则嘉业堂所藏本是应该从头到尾校勘一过了。假馆于南浔刘氏,工作实多不便,因此就动念购买。在民国二十六年二月那廉君张政烺二先生往南浔洽购,至是年四月遂以重金购归。
  李晋华先生以连年工作辛劳,不幸于民国二十六年二月七日病逝。在晒蓝本武宗实录卷一百四十四第一页,李君贴有校签云:“贴签有、号者应去”。由今存校签看来,李君用红笔所作“、”号,至神宗实录万历元年十二月卷止。在武宗实录卷一百四十四以前,晒蓝本上所粘广本校签,凡认为不值得保存的,他都省去,而留下撕去的痕迹。李君主持时所编的校勘记稿,今存太宗及世宗二朝。前者系以广本作底本,后者系以晒蓝本为底本。二者均记广本与晒蓝本异同。其太宗实录校勘记所载广本与晒蓝本异同,多不见于晒蓝本校签,当为李君所省略。我曾以校勘记与校签核对一部份,知其省略得很不错。校签多得骇人。只要尝试做这一种省略工夫,就知道李君对明实录的校讐是的确费了不少心血的。
  在李君主持下,广本是校完了的。仅其中神宗实录卷一至八,广本书头误写作穆宗实录,致遗漏未校。又神宗实录广本错乱甚多,其中有几卷错乱最甚处,现在重校一过。所中所藏明熹宗实录稿散叶,其装裱成册的,已由李那二先生校勘一过。这些实录稿散叶,原本无针孔,当系蝴蝶装;其中缝注明卷页处最易损坏,因此还留下百多页未装钉未校勘,是我现在校完的。
  李晋华先生于二十六年二月去世,而那先生亦在是年夏改任本所图书管理员兼傅先生秘书。
  在二十六年七月,傅先生遂另请北京大学高材生王崇武吴相湘姚家积三人来所,从事明实录嘉业堂旧藏本的校对工作。
  在二十六年七月,中日战争爆发。这年秋,史语所迁往湖南长沙。在晒蓝本太祖实录卷一百五十四第一页,有吴相湘君校签云:“自此以后,未用抱本校,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吴君大概系这时离职,而姚君之离职亦当在此前后不久。
  在二十六年七月后,王吴姚三先生校勘明实录,由校签看来,大概是先校嘉业堂所藏明红丝阑钞本明太祖实录,然后才校抱经楼本明实录。
  史语所于民国二十七年春由长沙迁往云南昆明,十月又迁到昆明近郊龙泉镇。在龙泉镇时,傅先生拟派人赴香港督印明实录。傅先生在晒蓝本上朱笔批:“凡有△号,皆用双行小字排”;“凡有:号,均提行顶格排”。在这时的计划是将各本异文双行排于正文下。因拟排印实录,嫌校语冗杂,不便阅读,遂用朱笔改正晒蓝本误字,而将原粘校签略去。有些地方用朱笔改,嫌过于果决,则又注“此条存”。有些异文,需参考他书始能决其是非的,则批一“查”字,而由王崇武先生查书。这些校签原本粘于正文下方,仅粘一端,至是亦由王先生用更小的纸改书,于正文右侧全部黏实。这为的是运晒蓝本到香港排印,校签不致脱落。校签如有脱落,那是不容易复原的。
  傅先生的整理工作,只做到太祖实录卷三十六止。在史语所集刊第三十本上册有傅先生在云南昆明龙泉镇校勘明实录的照片。其时傅先生所作的工作,由晒蓝本看来,当如上述。
  史语所迁昆明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越南为日军所占。史语所遂于二十九年秋由昆明龙泉镇迁往四川南溪李庄。
  在李庄时,王崇武先生对太祖实录校签曾作进一步的整理。在他给院方三十年度至三十二年度的工作报告中,曾说:“这一校订工作,颇费时日。每有异文,除显然错误者外,均需参考有关史传文集以求其正,故每因一字费若干日之力,因而有时发现弇州史料等书之错误,及明史依据之失”。他并举数例以证校时的费力:
  如太祖实录卷十壬寅二月癸未条:“震等从员成自桐庐来降”。员成,嘉业堂藏红丝阑钞本作元成。检苏平仲文集谭济传及实录本书戊戌八月条均作员成,则嘉本当误。
  太祖实录卷十六乙巳正月甲申条:“大都督朱文正有罪,免官,安置桐城”。此卷晒蓝本缺,嘉本作桐城,而广本抱本作桐庐。案应作桐城,桐庐其时尚为张士诚所据。
  太祖实录卷二十一丙午十一月己丑条:“文忠遂进兵杭州。未至,张士诚平章潘原明惧,遣员外郎方彝诣军门,请纳款。……(文忠)遣元明以下官属入朝”。此卷晒蓝本缺,广本前作原明,而后作元明。抱本嘉本则前后均作原明。按陈基夷白斋集有潘元明之父母郑国公并夫人合葬墓志,文中说:“子男十人,长元明,次元绍”。元明兄弟系以元字排行,则作元不误。实录记元绍不作原,则作元当系实录原本。其作原盖避太祖讳,而钞写前后不一。明史张士诚传前作原明,而后作元明,即不识明人避讳,犹沿实录之误。
  这些例子已可证校签整理之费力。我这里再替他举一例子。如晒蓝本太祖实录卷七第七页前四行:“驻兵缙云之黄龙山”,抱本黄龙山作黄云山。王氏按语云:按嘉庆一统志处州府有黄龙山,无黄云山。凡是检查过方志一统志的,就知道查方志小地名之不易。像这样一条也就得花他不少的时间了。而校签所载这种类似的异文多得很。
  王崇武先生将其考证所得,用长纸条记录,浮黏于晒蓝本上。所黏签条多在太祖实录卷三十六以前。卷三十六后只有一条,那就是太祖实录卷六十三第四页前十一行:“子瑱为平凉知县”,嘉本瑱作顼,王氏按语云:“太祖文集卷八赐平凉县尹王轸父谕作轸”。最近我得见北平图书馆藏明内府精写本太祖文集微卷,则内府本仍作瑱。史语所藏太祖集虽然是明刊本,但系俗本,自不如内府精写本之可据。
  在晒蓝本熹宗实录第一册,也有几处系王氏贴签。这大概是写论文,阅读熹宗实录,而随手改正晒蓝本误字。
  王氏所校抱本实录,由今存校签看来,是至英宗实录卷二百五十第七页第一行止。太祖实录卷一百五十四至二百五十七,未见抱本校签,这几卷现在重校一过。又抱本英宗实录原缺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九、四册,系嘉业堂抄配;这四册可能系据北平图书馆本钞配,因此在晒蓝本此处即无抱本校签。抱本英宗实录第三十八册,因夹于钞配本内,致遗漏未校,这一册现在也校勘一过。
  王先生校抱本太宗仁宗宣宗英宗实录,仅签记抱本异同,并未像李晋华先生那样抉择去取,也没有用整理太祖实录校签的方法整理这些校签。
  王先生校勘明实录,在昆明时尚有一工作助手,但不久即离职。王先生未能完成这一工作,自与战乱有关。在民国三十年,梁鸿志将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本明实录影印问世。这一影印本的刊行,对明实录校勘工作也应该有影响。
  王崇武先生于民国三十七年夏赴英,其后返回大陆,据说已逝世。王先生的撰著,在史语所出版的,皆功力深至,为前人所不及。
  彰健是在民国三十三年五月入史语所。我所读的明实录,自太祖实录至世宗实录,系用的广方言馆本。三十五年冬,史语所迁回南京,我才买到梁鸿志影印本。三十七年冬,史语所迁到台湾杨梅镇。当图书室于夏天开箱晒书时,我曾取晒蓝本约略翻检,曾有意将晒蓝本校签过录于梁鸿志影印本上,但以卷帙浩繁,不敢着手。而且在那个时候,我的兴趣已转向宋明理学,时常害病,也无功夫着手。
  四十三年秋,史语所迁至南港。四十四年冬,李济之先生继任史语所所长,拟恢复明实录校勘工作。在这时王崇武先生已离职,遂徵询彰健的意见,而我在那个时候对过去的校勘工作情形并不清楚。
  于是我重新翻阅晒蓝本,希望对过去工作情形有所了解。我发现英宗实录卷二百五十第七页第一行以前的校签提到广本抱本,而以后的校签仅记某作某,不言所据何本。我在架上随手抽晒蓝本宪宗实录成化十年九月这一卷,与广本抱本对校,始知此所谓某作某,系据广本校后所黏的校签,而抱本这一卷的正文,除前面一页半,其余与广本晒蓝本完全不同。在那时我还不知抱本宪宗实录前后错乱有几十处之多,不过当时既发现抱本与晒蓝本出入既如此之大,而梁鸿志影印所据本又源于抱经楼本,则明实录是不能因有影印本而不校勘了。在那时我又在书架上抽阅抱本神宗实录,见其上明人眉批说,此处有错落,此处应移接某处,这类眉批就有几十处。这样看来,抱经楼本显然不是好本子。
  在民国三十年以后,既已有梁鸿志影印本,自不必再谈排印。明十三朝实录正文一千六百余万字,排印需时费钱,而且校勘也不容易。如果说影印北平图书馆红格本,则当时虽已风闻北平图书馆善本甲库书已运美,已摄制微卷,但还未经证实,而且影印红格本也得费不少的钱,所以当时决定校勘底本改用梁鸿志影印本,校勘记则分朝出书。
  这一计划在实行中发现了许多困难。前面已说过,旧校系据晒蓝本为底本。当底本改变,则校语也得更易。而改易校语时,如求叙述某本作某,正确不误,则需将校签与原书一一核对,而这是不胜其繁的。而旧校所用的礼王府本北大本武大本又不在台湾,也无从核对。而且以前校勘明实录,为了怕校签冗杂,常将已黏校签省略;有些异同虽已发现,也不予签记。举例来说,如明太宗实录进书表,旧校说,“据宣宗实录补,以抱本校”。当时为甚么不据抱本补?这因为抱本表文前后错乱。旧校于抱本错乱处即一字不提。这种例子,如以抱本重校,一定还可以发现不少。旧校于抱本误谬,有时可省略不予签记,而梁鸿志影印本又源于抱本。如果以梁本为底本,编制校勘记,要想一一指出梁本错误,那就得以梁本与本所所藏各本,从头到尾,校勘一过了。
  以梁本与所中所藏各本校勘,我的助手杨庆章君曾校了太祖实录卷二至六十,并编有校勘记。当我沿用以前的办法,省略无用校语,我发现以晒蓝本作底本的校勘记,要比以梁本为底本的校勘记页数要少得很多。前人说,校书需选择底本。就校勘记的编制来说,就读者的方便说,又何尝不如此?
  以梁本作底本,与所中所藏各本从头讐对一过,这一工作是太大而不易完成的。而且将已省略无用的校语补出,这一工作也乏味得很。
  梁鸿志影印所据本,除熹宗实录外,皆系据嘉业堂所藏本传钞。嘉业堂所藏本既归本所,则梁本除熹宗实录外,无校勘之价值。而且梁本缺光宗实录,其熹宗实录也系节本,在校勘记中,自可将光宗实录及熹宗实录删节处全部收入,但利用起来,毕竟不方便。梁本流传不多,以梁本为底本的校勘记如果印行,则将来势必重印梁本。与其令谬种流传,那不如设法影印红格本为好。红格本系明史馆为修明史而钞的,这个本子是应该让牠化身千万,流传于人间的。
  影印北平图书馆所藏红格本,自然要钱。但可少校源于嘉业堂藏本的梁本。明实录二万几千叶,少校一个本子,也省钱省事不少。而且影印红格本,则校勘底本可以不变,不需改易校语,不需从头核对,只需继续校前人所未校的本子,这样明实录校勘工作可以早观厥成。
  在四十七年初,胡适之先生由美返国,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务。胡先生告诉我,红格本确已运美。他并说,北平图书馆善本甲库书的微卷,尚有一全份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为原拟赠送中国政府之第三份。他将去函美国国会图书馆,请其转赠史语所。
  在这时,李济之陈槃庵劳贞一三先生均认为校勘计划应改变,应仍以红格本为校勘底本,编制校勘记。自四十七年七月起,由所长李先生设法,获得哈佛燕京学社及洛氏基金会的资助,校勘工作人员得大量增加。于是嘉业堂旧藏未校各本遂得校完。本所藏内阁大库旧藏各种残卷散叶,及抗战胜利后所接收的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本,均校讫。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明太祖太宗仁宗英宗孝宗世宗实录及仁宗英宗宣宗窦训,承胡先生代借到南港校讫。北平图书馆善本甲库书微卷,于四十八年十二月运到,其中有礼王府本太祖宣宗实录,安乐堂本英宗实录,及明钞本宣庙圣政记,今亦校讫。
  在四十七年冬,胡先生并出示其旧作记葛思德东方书库藏的大明实录一文。取与所中校本对照,知所中所藏英宗实录缺进书表及凡例,世宗实录缺修纂官,可据东方书库本配补;所中所藏宪宗实录,最末一卷馆本有缺页,旧校据广本抱本补,由于抱本尾页断烂,仍未能配全,而东方书库本正有这一卷,于是商请胡先生及蓝乾章先生出面接洽,承普林斯顿大学童世纲先生将这些可以补正校本处摄赠本所。
  现在将史语所校勘明实录所用的本子开列于下。凡注※号的,即系旧校所校;未注明的即系此次新校。底本系用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红格本的晒蓝本,今省略不记,仅注明与底本对校的本子。
  (1) 太祖实录
  ※广方言馆本
  ※嘉业堂本 缺卷三十八至四十二
  抱经楼本 (旧校仅校至卷一百五十三)
  中央图书馆藏明黄丝阑钞本 存卷一至七
  中央图书馆藏旧钞本 存二百十三卷
  礼王府本 (旧校仅校卷十四至二十四)
  内阁大库旧藏清初明史馆钞本散叶
  内阁大库旧藏洪武宝训钞本 存卷九至十一
  (2) 太宗实录
  ※广方言馆本
  ※抱经楼本
  ※内阁大库旧藏明红丝阑精写本 存卷四十八至四十九
  ※内阁大库藏清初明史馆钞本 存卷一至九,六十三至七十
  中央图书馆藏明内府写本 存卷三十六至三十九
  内阁大库旧藏清初明史馆钞本散叶
  (3) 仁宗实录
  ※广方言馆本
  ※抱经楼本
  中央图书馆藏明蓝格钞本 存卷一至卷四之下
  晨风阁丛书本仁宗圣政记 (旧校仅校一小部份)
  仁宗宝训
  (4) 宣宗实录
  ※广方言馆本
  ※北京大学本 校卷一至十二
  ※抱经楼本
  礼王府本
  内阁大库旧藏清初明史馆抄本散叶
  宣宗宝训
  宣庙圣政记
  (5) 英宗实录
  ※广方言馆本 缺卷一百八十七至一百九十二
  ※北京大学本 校卷一百八十七至一百九十二
  抱经楼本 旧校未校毕,今续校完
  嘉业堂本 存卷三百六十一一卷
  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旧藏本 存卷一百四十九至一百五十
  中央图书馆藏明翰林院钞本 存卷十三至十七,一百八十七至一百九十,二百七十四至二百七十九
  安乐堂本 存英宗天顺朝
  英宗宝训
  (6) 宪宗实录
  ※广方言馆本 缺卷一至十二
  抱经楼本
  嘉业堂本 存卷二至五
  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旧藏本 存卷十三至二十四
  (7) 孝宗实录
  ※广方言馆本 缺卷一至八
  抱经楼本
  中央图书馆藏明天一阁本
  中央图书馆藏旧钞本 存卷一百七十七至一百七十八
  (8) 武宗实录
  ※广方言馆本 缺卷一百五十四至一百六十二
  抱经楼本
  内阁大库旧藏清初明史馆抄本散叶
  (9) 世宗实录
  ※广方言馆本
  抱经楼本 (旧校仅校一部份)
  天一阁本 (旧校仅校一部份)
  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旧藏本 存十六册
  中央图书馆藏旧钞本 存卷一百九十七至二百零七
  北平国立历史博物馆本 存卷三百六十九至三百八十
  内阁大库旧藏清初明史馆抄本 存卷五百四十二至五百五十三
  内阁大库旧藏清初明史馆抄本散叶
  (10)穆宗实录
  ※广方言馆本
  ※武汉大学本 存卷一至十三
  抱经楼本
  嘉业堂本
  内阁大库旧藏清初明史馆抄本散叶
  (11)神宗实录
  ※广方言馆本
  ※北京大学本 校卷四十六至六十,六十二至七十,一百七十至一百八十一
  抱经楼本
  明内阁精写本 存卷五百八十九
  明内阁精写本神宗宝训 存十二页
  万历起居注
  (12)光宗实录
  ※广方言馆本
  明内阁精写本光宗宝训残页 存七页
  春明梦余录
  (13)熹宗实录
  ※明内阁进呈稿本 存一千四百一十五页。旧校一千三百十四页。
  梁鸿志影印本
  明内阁精写本熹宗宝训 存五十三页
  高阳李氏看云忆弟居钞本 存卷一至二十
  史语所校勘明实录,所据本子不可说少,但仍然有些本子无法借校。据我所知,在国内,辽宁省立图书馆藏有吴廷燮送的太宗英宗穆宗实录;天一阁藏书目著录有太祖武宗实录;李玄伯先生藏有传是楼钞本太祖实录及旧钞本英宗实录;伪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还藏有钞本数百册;而罗振玉大云书库藏书题识所著录的太祖宣宗实录,则抗战胜利后就不知道流散归于何人了。
  在国外,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书库、英国剑桥大学、及法国国家图书馆各藏有一部;日本宫内省图书寮、国立上野图书馆各藏有一部;内阁文库藏有两部;另外韩国据说也藏有一部。这些海外所藏,多半是穆宗以前各朝实录,而神宗光宗熹宗实录,仅日本有,但恐怕也是残本。
  这些本子虽然都有残缺讹脱,但毕竟可供校勘。要一一借校,这是不可能的。好在学术研究本贵合作,应各尽所能。如果有人有机缘能见到上述那些本子,不妨参照本所所编校勘记,斟酌选录他自己所校出来的异文,刊印传世。校书如扫落叶,这一校勘工作是还可以继续做的。
  关于校签的整理,我这里也想约略说一下。校勘实录毕竟与校勘秦以前的书不同。为了避免校勘记过于繁冗,我仍然沿用傅先生及李晋华先生的办法,于那些文理讹误,一望可知的校签,即迳予省略。我也沿用王崇武先生的方法,有时也取明史及他书参校。
  为了读者方便,对于这些异文,间亦判定其正误是非。当我做这一工作的时候,我深深地觉得作这一判断工作应极其矜慎。
  我们对明代历史的知识,主要得自明史,而明史多取材实录。取明史所记以判断实录异文的是非,有时只能证明修明史的人所见的实录作某,而不能证明应该作某。而且修明史的人所利用的实录不止一种本子,他所根据的本子也可能有错。例如太祖实录记,“洪武二十九年十一月壬申命刑部主事邓文铿署都察院事”,而同书三十年正月癸酉条“刑部主事邓文铿”,嘉业堂本铿作鉴。邓氏系署都察院事,检明史七卿表也作鉴,则似乎作鉴对。但实录洪武二十九年十一月壬申条说,邓氏登洪武乙丑进士第,检进士题名碑录作铿,则作铿当不误。明史作鉴,其所据乃系误本。如果根据明史来判断,这就错了。
  又如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一年七月辛巳仇成本传说,仇成于洪武五年“以事降永平卫指挥使”,嘉业堂本及明史仇成传永平作永昌。考实录洪武五年十一月壬申条记其事作永平,而永昌卫据实录系洪武十五年二月始置,洪武五年时尚无永昌卫,则自以作“平”为是。如果据明史来判断,则又错了。
  如果取国朝典汇及国榷这一类的书来判断,这也不稳妥。这些书也常常整段钞实录,自然不妨参校,但有时也只能证明他们所见的实录作某,而不能证明应该作某。而且这些书传钞刊刻多误,有时所记人名常与实录各本不同,这在我看来,倒应该用实录来校正这些书,而不能用这些书来校正实录。
  判断实录各本异文的是非,在我看来,宜引用那些材料来源可靠,而又非因袭实录的载籍。如地名异文,宜参考一统志;某些人名异同,宜参考进士题名碑。这些书所记如与实录某本合,则实录某本所记就大概是对的。
  判断实录异文,也宜参考实录所根据的书。如实录之修曾参考起居注。今本万历起居注虽有讹脱,然实录某本异文如与起居注合,则与起居注相合的异文,也多半是对的。
  实录所载奏疏,多源本档册。其载于文集的,自亦可供校勘。
  实录所附臣工传,有时系据墓志神道碑润色。文集中所载墓志神道碑之类,自亦可供参证。不过,用文集来校订,所据文集也得系精本。本文前引太祖文集,内府写本与明刊本不同,即其一证。像皇明文衡所载明人神道碑,其中错字极多,用来校勘,即令人放心不下,总觉得应找到石刻拓本来校勘才好。
  以实录所根据的材料来校实录,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对那些不易决定孰是孰非的异文,作一良好的选择,而且可以使我们对史实了解得更多,可进一步欣赏研究实录的去取,有时还可以发现实录记事的疏漏及其忌讳处,这一点这里不能详论了。
  宝训与实录系同时进呈。起初我以为宝训系节抄实录所记皇帝行事之可以称道处,然后再分类编辑成书。等到以宝训与实录对校,我发现宝训行文有些地方与实录全同;有些地方较简;有些地方则较详。这些较详的地方显然的不是抄实录,而是根据原有档册。根据同一档册润色为文,自然与实录有文句相同处。凡实录某本异文,如与宝训合,则与宝训合的,也多半是对的。
  明代官修的书,如会典,自然也可供参证。
  现存的明实录,民间传钞本错字当然很多,但实录进呈写本决不如此。李光涛先生曾见过清实录废篇,就因为有一个错字,经校对的人指出,而作废重写。
  由于实录进呈本缮写极其郑重,因此我觉得判断实录某些异文的正误,有时宜利用实录,以本书校本书。像左侍郎一本作右侍郎,如果根据雷礼国朝列卿纪一类著作来判断,也不如根据实录上下文为好。像国朝列卿纪这一类著作,错误极多,有时应取实录来校正,而不可根据牠来校正实录。
  以本书校本书,就得分类剪贴,或作人名索引,而这一点是现在人力财力所不允许的。
  利用明人文集来参订,这也得先有明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而这也非短时间所能完成的。
  即令有这些书,而某些文义两通的异文,其去取也不易定。而某一些异文,要判断其是非,还需具有某些特殊的知识。如判断四夷人名异文,有时就需要通晓其时四夷的语言;如判断与天文历法有关的异文,还需通晓天文历法。实录所记,天文地理,典章经制,无所不包,而一人所知毕竟有限。校签既如是之多,内容所牵涉的又如此之广,而工具书又如是的欠缺,我们也只好尽力而为,于所不知,就存疑不断,多存异文了。
  由于校签浩繁,判断异文不易,我才深深的体悟到为甚么有些校勘记仅列举异文。凡是大部头的书,如大正藏之类,所附的校勘记,是仅能列举异文,而无法详细考证抉择的。
  现存各本,除一二精写本外,皆有讹脱。现存的红格本仅其中一部份系后来钞配,其余皆是明史馆钞本。明史馆钞本,大体说来,要较其他民间传写本为好。明史馆本自然也有讹脱错简,经过这一次校勘,我们总算有一个可以依据的本子了。
  这一校本刊行以后,应该做的工作将如下所述:
  (1) 编实录人名索引。这不仅用以整理实录校勘记,还可用以考证实录,校订明史。以野史家乘文集与实录核对,这一人名索引也是不可少的工具书。
  (2) 分类剪贴实录。这用以整理明代典章制度,及明史外国传土司传等等。修明史时。曾分类摘钞实录。如潘耒修食货志,即钞实录所记有关材料为数十钜册。这一类实录长编,在以前无法印行,而现在则可以。日本学人所编明代满蒙史料明实录钞,即采用孟心史先生明元清系通纪的方法。这一类书籍,对研究明代历史的人是很有用处的。
  (3) 编明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修明史时,虽曾广搜文集,但未有这一种工具书,还有许多宝贵的材料未曾利用。
  就明代遗留下的史料来说,实录所记,与野史家乘常有不同。国史所记,常失之于忌讳,但以源本档册,其所记年月日常较他书为可信。野史虽可用以参求事情内幕,但多本诸传闻,常多无稽之谈。而家史所记,又多谀冢中枯骨,失之溢美。要审核野史家史之误,仍得利用实录中那些真实可信的材料。
  由于史料浩繁,无上述工具书以驾驭那些材料,因此清人所修的明史,即有许多地方误采野史家乘,未能据实录订正。
  实录之修,虽据档册,但作臣工本传时,也采墓志行状。而档册所记,与墓志行状,也可能抵触。
  明史之修,虽主要取材于实录,但其中人名地名年月日及数目字也常有误。
  实录所记也有讹误,这可参看钱谦益及潘力田二氏之所考。可惜所整理的,也只是洪武永乐二朝。这一工作是应该继续完成的。
  不管是重修明史也好,考证实录也好,整理明代历史,毕竟应先校印实录。而校勘实录,这也只是整理明代历史第一步应该做的工作而已。
  这也可以说是研究明代历史的基本研究,而这一工作即经历三十年始得完成,而其刊行完毕,又得历时数年。目下国家多难,人力财力俱绌,有些事想到而不能做,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了。
  史语所校勘明实录的工作费用,迁台以后,承所长李济之先生设法,由洛氏基金会予以资助;又承济之先生所主持的中国东亚学会的推荐,由哈佛燕京学社予以资助。在工作进行中,承院长胡适之先生代借中央图书馆所藏善本,函请美国国会图书馆以北平图书馆善本甲库书微卷赠送本所,并谆谆告诫校勘古书应多存异文。太祖太宗实录校勘记清稿承陈劳二先生详阅一过,并有所指正,这都是应该感谢的。史语所校勘明实录是傅先生主持所务时开始的,其间从事校勘工作的人,李晋华先生王崇武先生那廉君先生,皆功劳不小。在迁台以前,还有几位曾参与校勘,可惜其姓名及工作成果,我不知道。总之,这一工作是费了许多人的心血,集腋成裘,才能成功的。我常常这样的想,傅先生曾亲手整理了三十六卷校签,以傅先生的鸿才博学来完成这一工作,一定比我现在所做的要好,可惜傅先生已逝世了。
  我的助手的姓名,可参看每朝实录校勘记引据各本目录。在这些助手中,以杨华爕曾超球杨庆章三君工作时间最长,现在还在从事校勘记的核对工作。
  在校勘明实录时,曾多次得到本所图书室主任蓝乾章先生的协助,如洽购红格本明实录 Negative 微卷,函请普林斯顿大学童世纲先生摄赠所需照片,皆是。校勘记所附各本书影,系宫雁南先生所摄。太祖实录正文,据 positive 微卷放大,系张湫涛赵传敏二先生的功劳。板式大小及印刷费用之估计等项,则麻烦汪和宗茅泽霖二先生。谨志于此,以矢弗忘。  红格本的影印,承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守和先生惠允,亦谨此致谢。
  明实录正文,原拟据 negative 微卷影印,但国会图书馆回信说,原书已装箱,如据该馆 negative 母片覆制 negative 微卷,则有些地方字迹将不清楚,遂只好仍据国会图书馆所赠 positive 微卷放大制版。
  红格本中缝无书名卷数页数,惧印刷时卷页次序错乱,遂由我的助手将放大了的照片黏贴于印好的匡格内,匡格旁印有书名,于书名下注明卷数每卷页数及全书总页数。既需清理照片次序,遂仿阮刻十三经注疏例,凡各本异文已记入校勘记的,于照片正文右侧作一圆圈,以便读者检对校勘记。原书系红格本,年久红格褪色,看不清楚,遂请印刷厂商于修版时将格子涂掉。这一书系据 positive 微卷放大制版,印刷厂商需要修照片及修版,他们也是很辛苦,值得感谢的。
  当明实录校印完毕,本所还拟附带影印几部书。
  1. 明□宗□皇帝实录。
  2. 崇祯实录。此与上一书均记明崇祯帝即位以后事。此二书著者不明。梁鸿志影印明实录既收入此二书,故本所校印本也计划将其收入。梁本崇祯实录源于嘉业堂藏钞本,今嘉业堂本已归本所,我们可据嘉业堂本影印。
  3. 熹宗七年都察院实录。此书书名与今本熹宗实录相同,今从千顷堂书目改称。此书系崇祯时都察院官李长春所编。汇录天启时都察院所上奏疏,以供史馆修熹宗实录之用。熹宗实录缺天启四年及七年六月,凡十三卷,而此书正载有都察院官是时所上奏疏。千顷堂书目说:“此书泰昌元年九月以后为一卷,天启元年至六年各上下二卷,七年正月至八月为一卷,今缺五年下卷”。今按史语所藏本仅阙泰昌元年九月至十二月一卷。此书传本少见。
  4. 崇祯长编。崇祯帝系亡国之君。明史馆为修明史,曾辑录崇祯时奏疏邸报,编成此书。本所藏残本六十六卷,起天启七年八月至崇祯五年十二月。这书系海内孤本。又神州国光社所印中国历代逸史丛书,收有崇祯长编,起崇祯十六年十月至十七年三月。其书体裁与史语所本相同,当系一书,因乱仅存首尾,而佚其中段。其书分为二卷,当系传钞者臆分。如印本所所藏,则神州国光社所刊亦宜收入附印。
  5. 皇明宝训。在明代,纂修宝训实录已完,宝训实录正本同时进呈,藏在一起。今既影印实录,则宝训也宜印行。故宫博物院及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太祖至穆宗十朝宝训。本所藏有神宗光宗熹宗宝训残本。
  这些书无别本可供校勘,只要影印即可。我想这些书的印行,对明史的研究也将有助益的。民国五十年四月二十八日黄彰健谨序于南港旧庄。

  后记
  校印明实录序的初稿,撰写于民国四十九年秋,承适之先生济之先生及陈劳二先生赐阅一过。其后修订登于本所集刊三十二本,今又修订印于此。
  序文中曾开列校勘明实录所据各本,其中未提国会图书馆所藏明万历刊本皇明宝训,这因为国会图书馆本宝训微卷系五十年秋购得。中央图书馆所藏明仁宗宣宗英宗宝训,系上一刊本的零本,已与实录对校一过,此在序文中已提到。国会图书馆太祖宝训,于去秋校讫。太宗宝训、宪宗至穆宗五朝宝训,则尚待与实录对勘。
  序文中提到的明实录人名索引及明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承济之先生同意,已于去秋开始编制。其中明太祖实录人名索引已编成初稿,本年当可付印。明代文集篇目浩繁,分类不易,明代文集碑传篇目索引可能先编好付印。
  校印本明实录的内封面,系适之先生本年二月二十三日晚十时在台北福州街寓所所写。而翌日先生即因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过度操劳,心脏病作逝世。内封面所题的字,将是胡先生用毛笔最后所写的字了。胡先生学问渊博。操守与风度之佳,为近世所罕见。其谦虚慈祥,奖掖后进,这也是令人感念难忘的。
  史语所校印明实录,需获得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甲库书的微卷,胡先生为此曾写了一封长达几千字的信,请美国国会图书馆将微卷送一全份与史语所。这些微卷的底片,是胡先生在驻美大使任上,徵得政府同意,委托国会图书馆摄制的。胡先生在信中曾详细徵引当年他与国会图书馆往来有关函件。这一封信寄出,国会图书馆仅回信告以收到来信,几个月之后才正式回信同意。信中说,曾查阅旧档,胡先生所说都不错;在信中并大大的恭维胡先生当年惠允摄制善本甲库书微卷,因为这方便了西方学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胡先生起初见国会图书馆迟迟不表示同意,还以为接洽不成功;及得此信,遂大为高兴。现在史语所校印本明太祖实录即将印好,而先生已归道山。音容宛在,请益无从。谨志于此,以示哀思。
  明太祖实录的影印,开始于去年六月,至本年六月才能印好,这因为根据 posi-tive 微卷用洗像纸放大的黑底白字照片,需要涂墨及用白粉描。这些涂墨及用白粉描的照片,经发现有误,遂由彰健及助手四校,将错误一一改正。及照相制版,印出校样,又发现有些字的笔划未能印出,遂又三校,令厂商修版,这样一来,就印得太慢了。太宗实录以下各朝实录的影印,势需改变办法。我们将以 positive 微卷直接放大于软片上,再制版;或根据 Ozaphane negative microfilm reproduction 放大制版,现在还在审慎研究中。
  民国五十一年五月十八日谨记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
  明实录校勘记凡例校印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红格本明实录序及后记